“杀人犯”服刑22年后喊冤，重要证据“带血白衬衣”下落不明

代理律师：屈振红  北京市华一律师事务所律师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本文出处：《南方周末》

出狱后，谢哲海已是一无所有。48岁的他，中等个子，皮肤黝黑、干瘦。

安顿下来，谢哲海回顾这么多年来的过往，心绪难平。陈年卷宗里，二十三年前的一桩命案，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。

谢哲海是河南省周口市太康县转楼乡五里庙村村民，1996年5月30日晚，与五里庙一河之隔的大营子村正在唱戏，该村22岁女青年王某回家途中被人拦截，被凶器击打成重伤，抢救无效死亡。办案人员认定时年25岁的谢哲海有作案嫌疑。后法院以故意杀人罪，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。吊诡之处在于，判决书还注明，法院受理后认为案件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退回检察机关补充证据，但检察机关在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，再次移送法院，法院据原有证据作出了有罪判决。

“案子的确有很多疑点。”谢哲海现在的代理律师认为，当年这起案子，主要依靠口供定案，缺乏直接性的客观证据。

2018年9月19日，谢哲海刑满出狱。2019年2月，他向河南省高院提起了申诉，被驳回。谢哲海目前正在整理材料，打算继续到最高法申诉。

“指认像智力游戏”

 大营子是豫东地区一个普通的小村落。2019年11月4日，秋收季已过的村里人丁稀疏，死者王某家大门紧闭。当年这起命案震动了整个村庄，一些上了岁数的人，仍能回忆起点滴细节。

王永胜是大营子村的“赤脚”医生，凶案发生那天他没有去看戏，晚上在诊所坐了一会儿，早早熄灯就寝。

“睡着了，迷迷糊糊，半夜有人哐当敲门。”王永胜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他起床开门，看到一大帮人吵吵嚷嚷围了上来，屋檐下还躺着一个人，头上有血迹，严重昏迷。他认出伤者是王某。

“当时已经很严重。”王永胜的描述是，散戏后有人发现受了重伤的王某，把她抬到了诊所，但诊所医疗条件有限，村民又叫来村干部，把王某送到了乡卫生所。“后来听说抢救无效，人没保住。”提及唱戏、命案这些关键词，王永胜立即回想起当年的经过。

诊所坐落于大营子村南边，是王某看完戏回家途经之地。沿诊所旧址门口小路往西走，是一片荒地，向右穿过一片树林，就是当年搭戏台的旧庙。

出事后，家属当即报警。太康县公安局刑侦三队出具的“破案报告”分析，这是一起流氓杀人案，把侦查范围限定在熟悉现场环境、当晚曾在戏场附近活动、年龄在16—30岁的青年。

符合这一条件的青年不在少数。破案记录显示，公安部门把筛查出的18人，全部集中到大营子村学校，逐一排查。

紧挨着诊所居住的王高升，也是18人之一。他向南方周末记者回忆，当时，大家被集中到教室里，办案人员挨个叫出去询问，问完再放回教室，彼此间没有隔离，就是不能自由活动。

“晚上也睡在教室内。”谢哲海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办案人员问询的问题集中在喝没喝酒、案发当晚在做什么等等。此外，还让他们相互指认，指出自己怀疑的对象。

“相互指认的办案手法，很像智力类游戏。”谢哲海的代理律师屈振红认为，案件没有直接的客观证据，侦查机关的破案过程，就是依靠口供的推断。

问询持续几天后，包括谢哲海在内的几个重点嫌疑对象，被转到乡派出所继续审讯。公安机关通过进一步调查核实，认为谢哲海有重大作案嫌疑，理由是谢哲海的陈述与多位证人的证词有矛盾，于是对他进行了突审。

破案报告第九页至第十二页显示，办案人员又对谢哲海“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”，他于6月7日凌晨交代了犯罪过程，但卷宗并未透露如何进行“突审”和展开“强大的政治攻势”。

案发经过在报告中是这样认定的：当天谢哲海到大营子村的熟人王高升家喝酒，傍晚，谢哲海酒醒后与其他人到戏场看戏，王高升继续在家睡觉。戏没结束，谢哲海便提前离场，返回王高升家，在屋前空地上与人有过短暂交流。之后，谢哲海再次离开王高升家，取走了附近一村民家压水井上的铁井杆，埋伏在路上。王某出现时，谢哲海拦住去路欲行不轨，遭到反抗，谢哲海恼羞成怒，将王某当场打晕致死。

警方认定的作案时间为1996年5月30日夜里12时许。

灰色“港衫”还是“白色衬衣”？

 

紧挨王高升家西侧的是王双英的娘家。卷宗记载，王双英昵称王二妮，那年二十多岁，当天从隔壁村回娘家看戏。当晚，她听到外边有吵闹声，像一男一女在对骂，然后听到“噗通”一声响。王双英叫上自己的母亲，到隔壁喊醒王高升，一同前去，打算探个究竟，但是去了后没太看清楚，又回家继续休息。

当年接受警方询问，以及现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，王高升都肯定地说，王双英叫醒他时，谢哲海也睡在他旁边，两人醒来后一起陪王双英母女前往。

这个说法得到了谢哲海的确认。2019年11月1日，谢哲海回忆，当天晚上他离开戏场回到王高升家，看到王高升还没醒，便躺在他边上睡了，直至被王双英叫醒。

这一细节，在王双英的证言中，却出现了多次截然相反的表述。王双英接受警方询问时说过“同行人员有谢哲海”的话，但也说过“没有”、“没留意”。

警方最终采纳了谢哲海一同前往这一说法，分析说，由于天黑、害怕，王双英、王高升没看清状况，或者没认出伤者王某，只有谢哲海说“好像是王某”。但谢哲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他当时并没有看清楚是谁。

此类前后矛盾的说法在案卷中不少见。谢哲海本人的口供也不稳定，被送到看守所之前，口供反反复复，时而认罪时而翻供。几次有罪供述的作案细节，存在很大差别。

案发现场距离王高升家有二三十米远。警方认定，行凶完毕，谢哲海处理掉了凶器压井杆，以及带血的白衬衣之后，回到王高升家继续睡觉。

但“白衬衣”直至结案都下落不明。

现场勘查笔录显示，地面上有块面积为60×30厘米的片状血迹，血迹西边1米远处倒放一把藤椅，上面溅有点状血迹。

“谢哲海案审判卷”第四十七页显示，检方认定，作案时谢哲海所穿衣服为白色衬衣。此前警方的多次审讯，都是围绕白衬衣的去向展开。谢哲海先是对白色衬衣一无所知，1996年6月6日凌晨第一次作有罪供述时，才改口称“有血，是个白褂子”。

后期供述中，谢哲海说他自己身上也沾到了血，根据这一说法，作案时所穿的白色衣服，应该成为定罪的关键性证据之一。

可是，警方寻觅这件关键证据无果，于是再三追问白衬衣的下落。6月6日的供述中，谢哲海称把衬衣埋在了“村窑西边”，办案人员按图索骥，没有挖到。之后，谢哲海又分别给出“扔河里”和“放在大营子学校”两种说法，依旧找不到，

卷宗显示，当天与谢哲海一起喝过酒的三位村民回忆，谢哲海当天穿了灰色裤子，灰色“港衫”，外套是灰底黑方格的厚外套，这与谢哲海对南方周末记者的说法一致。“肯定没穿白衬衣。”王高升很肯定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谢哲海当天穿了件外套，没有见到他穿白衬衣。只有大营子村村民王鹏说，谢哲海当天穿了白色衬衣。

王鹏已记不清楚当年的情景，而且与人交流也有障碍。其父亲王永向对南方周末记者说，王鹏当年也被当作嫌疑人“抓了进去，关了十来天”，自从那件事情之后，“落下这个病，说话颠三倒四”，神志越来越不清晰。

除了没有找到的白色血衣，证据材料中也没有关于谢哲海血迹、脚印、指纹等生物痕迹存留的描述。

公安侦查卷（3）46-47页“法医补充鉴定”显示，作案凶器压井杆上血迹的血型为B型，死者的血型也是B型，除了血型一致外，报告没有确认凶器上的血迹是否直接来自死者，更没有确认是否来自谢哲海，谢哲海至今都不知道自己是什么血型。

 

检察院、法院都曾将案件退回

 

1996年6月25日，太康县人民检察院将案件退回给公安部门补充侦查，理由是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，并在退回意见中注明，一是要检验谢哲海衣服上的血迹，二是调取新的证据。1996年9月4日，太康县刑侦队出具的一份证明显示，谢哲海羁押期间所穿的裤子，便是作案时所穿的裤子，但上边没有发现血迹。此外，警方没有交代白衬衣的下落，也没有补充新的证据。

检察院移送到法院后，案件也被退回过。判决书特别注明，当时的河南省人民检察院周口分院提起公诉，周口地区中院受理后，也认为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，退回检察院补充证据。之后，检察机关在没有补充任何新证据的情况下，再次移送法院。法院于1999年12月26日公开审理了此案。

“做出这样的说明是没有问题的。”周口中院研究室副主任李士德是当年审理谢哲海案的代理审判员，他向南方周末记者解释，1997年之后，修订过的刑诉法生效，检察机关移送到法院的案件，法院不能退回，只能根据移送材料的实际情况作出相应的判决。但1997年之前，如果法院认为需要补充材料，可以退回给检察机关，不过，要将这个过程，在判决书中注明。

北京多名刑辩律师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老刑诉法”与“新刑诉法”之间，的确存在能不能将案件退回给检察院的区别，“1997年1月1日‘新刑诉法’生效以前能退，之后不能退”。

问题在于，此案发生在1996年，法院于2000年作出判决。判决书只载明法院退回过案卷，但没有说明退回的具体时间。但退卷行为至少可以证明“事实不清，证据不足”。

对此，李士德解释，证据链条有完美程度高低的区别。假如全部证据链需要20个证据，但是目前只掌握18个，那么为了追求完美，就需要把缺失的两个证据补充完整。不过，即便没有补充完整，依据已经掌握的18个证据，依然可以作出相应的判决。

李士德的印象中，他的确经办过谢哲海案，当时自己还很年轻，不是主审人，当时的审判长、审判员现在已经退休。由于年代太过久远，他已经记不起这个案件的细节内容。他还补充说，“新刑法”特别强调“疑罪从轻”往“疑罪从无”的方向转变。

2000年2月，周口中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为谢哲海构成故意杀人罪。因案发于1996年，仍适用“七九”刑法，判处谢哲海无期徒刑。

 

一有空闲，就琢磨自己的案子

 

一审判决后，谢哲海不服，提起上诉。2000年6月2日，河南省高院作出终审判决，驳回上诉、维持原判。

入狱初期，谢哲海一直不肯认罪，频频喊冤，因“不服从管教”，服刑地点由河南商丘豫东监狱移送至辽宁省凌源第五监狱。后经过减刑，谢哲海于2018年9月刑满释放，共失去人身自由22年4个月。

出狱后，谢哲海找到了当年的辩护律师张乾，希望仍由其担任申诉代理人。二十多年过去，已是花甲老人的张乾，当即答应帮助谢哲海申诉，但很快就解除了代理关系。张乾的儿子告诉南方周末记者，“其间我父亲生了场大病”，出院后在家中静养，不再接案。

在朋友帮助下，谢哲海辗转找到北京的律师屈振红。看过卷宗，屈振红认为“正是因为原审法院认为本案事实不清、证据不足，才在判决时留了余地，没有判处死刑”，她决定代理。

但河南省高院认为原审认定事实清楚，适用法律准确，定罪正确，审判程序合法，驳回了谢哲海的申诉，他已决定向最高法申诉。

1971年出生的谢哲海年近半百，至今未婚。他说，由于当年遭到了刑讯逼供，自己出狱后身体状况很差，瘦了几十斤，患有肝病，常年需要服用药物。家里还有几间老房子，父母仍居住在里边。

在狱中，谢哲海学会了识字，还学了缝纫技术，他希望重获自由之时，不至于与社会太过脱节。

走出高墙，谢哲海先到北京一家服装厂做了一段时间，后来在同村乡亲介绍下，又到浙江义乌打工，在亲戚、老乡的饭店、快递点做事，工资比之前高了一点。

一有空闲，他就琢磨自己的案子，一晃二十年，谢哲海感觉自己已不太适应社会了。